“心则通知,人于手则窒,手则合知,反于神则离。知所取于其前,知所识于其后。达之于不可迕,知度而有度。天机阖辟,而吾不知其故。”禹卿之论书如是,吾闻而善之。禹卿之言又曰:“书之人自东晋王羲之,至今且千余载,其中可数者,或数十年一人,或数百年一人。自明董尚书其昌死,今知人焉。非知为书者也,勤于力者不能知,精于知者不能至也。”
禹卿作堂于所居之北,将为之名。一日,得尚书书“快雨堂”旧匾,喜甚,乃悬之堂内,而遗得丧,忘寒异,穷昼夜,为书自娱于其间。或誉之,或笑之,禹卿不屑也。今夫鸟鷇而食,成翼而飞,知所于劝,其天与之耶?虽然,俟其时而后化。今禹卿之于尚书,其书殆已至乎?其尚有俟乎?吾不知也。为之记,以待世有识者论定焉。
译文
“心领神会了,写于手下却显得滞塞;手下貌似相合了,却反倒和神分离了。在书写之前无所取法,在写后又无所标志。通达于不可乖迕,没有法度却又有法度。天机有开合,而我却不明白其中的原故。”禹卿论述书法如上,我听了认为他说得好。禹卿又说:“书法的艺术从东晋王羲之开始,到今天已经将近一千年了,其间可以称得上是书法家的,或者几十年出一位,或者几百年出一位。自从明朝董尚书董其昌死后,直至今天还没有书法家出现。不是没有搞书法的人,只是勤于练书法的人没有高的见识,而精于了悟的人在书法中又不能表现出来。”
禹卿在居所的北面建了一个堂屋,想要给它起个名字。有一天,他得到一块董
“快雨堂”本是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题写的一块匾额。作者的朋友王禹卿在自己住所之北新筑一堂,作为练习书法之所在,想寻求一个较有寄寓而又合于此堂实际的堂名,一日,得到董其昌题写的这块旧匾,大概是觉得合乎书法家在行笔快意累累时,手底会笔墨淋漓,以致让人感到满堂风雨不胜寒。于是非常高兴,便悬之于堂,借以为名,然后则“遗得丧,忘寒暑,穷昼夜,为书自娱于其间。”作者不由十分感慨,作了这篇《快雨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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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在《与王铁夫书》中说:“文章之境,最佳于平淡,措语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至晚年,在《稼田集序》中又进而指出:“文者,皆人之言书之纸上者尔!在乎当理切事,而不在乎华辞。”因而主张以干淡自然作为衡量文章的最高标准,这篇散文则体现着这样一种艺术追求。
文章开篇并不似一般杂记体文章那样先交代作记缘由,或描写堂奥本身的建筑、环境、求记者的寄托。而是记叙了堂主王禹卿论书法的两段话,指出书法艺术之难,便难在于心手相应,手与神合。自王羲之至今,干余年中,著名书法家甚少;而自明代大师董其昌之后,书坛则无人,原因都在于此,“勤于力者不能知,精于知者不能至”,书法造诣也就难达此境界。
昔之人贵极富溢,则往往为别馆以自娱,穷极土木之工,而无所爱惜。既成,则不得久居其中,偶一至焉而已,有终身不得至者焉。而人之得久居其中者,力又不足以为之。夫贤公卿勤劳王事,固将不暇于此;而卑庸者类欲以此震耀其乡里之愚。
临朐相国冯公,其在廷时无可訾,亦无可称。而有园在都城之东南隅。其广三十亩,无杂树,随地势之高下,尽植以柳,而榜其堂曰“万柳之堂”。短墙之外,骑行者可望而见其中。径曲而深,因其洼以为池,而累其土以成山;池旁皆兼葭,云水萧疏可爱。
雍正之初,予始至京师,则好游者咸为予言此地之胜。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于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
人世富贵之光荣,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然则士苟有以自得,宜其不外慕乎富贵。彼身在富贵之中者,方殷忧之不暇,又何必朘民之膏以为苑囿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