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感怀

荣枯过眼皆成梦，忧喜缘心不古贫。
草木何曾争雨露，江山自古属闲人。
一瓢陋巷能安命，百尺高楼易损神。
看尽人间兴衰事，不曾富贵不曾穷。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疆圻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予弟守文来学，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请次第其语，使得时时观省；且请浅近其辞，则易于通晓也。因书以与之。

　　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共学。”人苟诚有求为圣人之志，则必思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与？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惟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我之欲为圣人，亦惟在于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耳。欲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务去人欲而存天理，则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则必正诸先觉，考诸古训，而凡所谓学问之功者，然后可得而讲，而亦有所不容己矣。

　　夫所谓正诸先觉者，既以其人为先觉而师之矣，则当专心致志，惟先觉之为听。言有不合，不得弃置，必从而思之；思之不得，又从而辨之，务求了释，不敢辄生疑惑。故记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苟无尊崇笃信之心，则必有轻忽慢易之意。言之而听之不审，犹不听也；听之而思之不慎，犹不思也；是则虽曰师之，犹不师也。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圣人也，犹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虽至于“不逾矩”，亦志之不逾矩也。志岂可易而视哉！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

　　自古圣贤因时立教，虽若不同，其用功大指无或少异。《书》谓“惟精惟一”，《易》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孔子谓“格致诚正，博文约礼”，曾子谓“忠恕”，子思谓“尊德性而道问学”，孟子谓“集义养气，求其放心”，虽若人自为说，有不可强同者，而求其要领归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则心同，心同则学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说也。

　　后世大患，尤在无志，故今以立志为说。中间字字句句，莫非立志。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说而合精一，则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说而合敬义，则字字句句皆敬义之功。其诸“格致”“博约”“忠恕”等说，无不吻合。但能实心体之，然后信予之非妄也。

　　杏花书屋，余友周孺允所构读书之室也。孺允自言其先大夫玉岩公为御史，谪沅、湘时，尝梦居一室，室旁杏花烂漫，诸子读书其间，声琅然出户外。嘉靖初，起官陟宪使，乃从故居迁县之东门，今所居宅是也。公指其后隙地谓允曰：“他日当建一室，名之为杏花书屋，以志吾梦云。”

　　公后迁南京刑部右侍郎，不及归而没于金陵。孺允兄弟数见侵侮，不免有风雨飘摇之患。如是数年，始获安居。至嘉靖二十年，孺允葺公所居堂，因于园中构屋五楹，贮书万卷，以公所命名，揭之楣间，周环艺以花果竹木。方春时，杏花粲发，恍如公昔年梦中矣。而回思洞庭木叶、芳洲杜若之间，可谓觉之所见者妄而梦之所为者实矣。登其室，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

　　昔唐人重进士科，士方登第时，则长安杏花盛开，故杏园之宴，以为盛事。今世试进士，亦当杏花时，而士之得第，多以梦见此花为前兆。此世俗不忘于荣名者为然。公以言事忤天子，间关岭海十馀年，所谓铁石心肠，于富贵之念灰灭尽矣；乃复以科名望其子孙。盖古昔君子，爱其国家，不独尽瘁其躬而已；至于其后，犹冀其世世享德而宣力于无穷也。夫公之所以为心者如此。

　　今去公之殁，曾几何时，向之所与同进者，一时富贵翕赫，其后有不知所在者。孺允兄弟虽蠖屈于时，而人方望其大用：而诸孙皆秀发，可以知《诗》《书》之泽也。《诗》曰：“自今以始，岁其有，君子有谷，贻孙子。于胥乐兮！”吾于周氏见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