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坐 其一

结庐向南山，日夕入佳气。岂不淹岁年，地远心所慰。

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
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

　　成都草堂，唐杜工部旧居之地也。堂屡废矣，辄新之者，重其人也。今日之举，则巡抚都御史钟公蕃倡其议。既成，成都府同知吴君廷举以书与图来属予记之。

　　盖翘然而起，临于官道者为门。门之后为祠，祠后为书院。引水为流，桥其上，以通往来。于其前门焉，榜曰“浣花深处”。进于是，则草堂也。堂之左右，亦各为屋，缭以周垣。其东为池，引桥下之水注其中，菱莲交加，鱼鸟上下相乐也。名花时果，杂植垣内。其外则树以桤、柳，象子美之旧也。经始于弘治庚申之春，落成于其年之秋，财不费而功侈，民不劳而事集。

　　夫世称子美者，概以为诗人。愚以为诗道极于子美，而子美重于人者，不独诗也。唐文章之士千百人，而祠于后者，仅可指数。子美之草堂，人皆知之，是独以其诗哉？蜀自先秦以来，数千年间，通祭祀者才数人。若秦之李冰，汉之文翁、孔明，皆以功德流远。而子美徒以羁旅困穷之人，轩然与之并，是诚不独以其诗也。盖子美之为人，孝友忠信，大节俱备，读其诗，考其素履，一一可见。志其墓者，不过称之为文先生耳。於乎!此何足以知子美哉？不知于当时，而知于后世，一世之短，百世之长，子美之名若草堂，虽与天壤俱存可也。今日诸公之举，尊贤厉俗，其于风教岂曰小补之哉！ (选自《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四十三，有删节)

　　昔司马氏有廉臣焉，曰吴君隐之，出刺广州，过贪泉而饮之，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杯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其后隐之，卒以廉终其身，而后世之称廉者，亦必曰“吴刺史”焉。有元宪副吴君为广西时，名其亭曰“饮泉”，慕刺史也，而宪副之廉，卒与刺史相先后。

　　至正十四年，宪副之孙以时，以故征士京兆杜君伯原所书“饮泉亭”三字，征予言。予旧见昔人论刺史饮泉事，或病其为矫心，甚不以为然。夫君子以身立教，有可以植正道，遏邪说，正人心，扬公论，皆当见而为之，又何可病而讥之哉？

　　人命之修短系乎天，不可以力争也，而行事之否臧由乎己，人心之贪与廉，自我作之，岂外物所能易哉？向使有泉焉，曰饮之者死，我乃奋其不畏之气，冒而饮之，死非我能夺也，而容有死之理而强饮焉，是矫也，是无益而沽名也，则君子病而不为之矣。大丈夫之心，仁以充之，礼以立之，驱之以刀剑而不为不义屈，临之以汤火而不为不义动，夫岂一勺之水所能幻移哉？

　　人之好利与好名，皆蛊于物者也，有一焉，则其守不固，而物得以移之矣。若刺史，吾知其决非矫以沽名者也，惟其知道，明而自信，笃也，故饮之以示人，使人知贪廉之由乎内，而不假乎外，使外好名而内贪浊者，不得以藉口而分其罪。夫是之谓植正道，遏邪说，正人心，扬公论，真足以启愚而立懦，其功不在伯夷、叔齐下矣。 番禺在岭峤外，去天子最远，故吏于其地者，得以逞其贪，贪相承习为故，民无所归咎，而以泉当之，怨而激者之云也。刺史此行，非惟峤外之民始获沾天子之惠，而泉亦得以雪其冤。夫民，天民也，泉，天物也，一刺史得其人，而民与物皆受其赐。呜呼，伟哉！以时尚气节，敢直言，见贪夫疾之如仇，故凡有禄位者，多不与相得。予甚敬其有祖风也，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