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杜工部草堂记

　　成都草堂，唐杜工部旧居之地也。堂屡废矣，辄新之者，重其人也。今日之举，则巡抚都御史钟公蕃倡其议。既成，成都府同知吴君廷举以书与图来属予记之。

　　盖翘然而起，临于官道者为门。门之后为祠，祠后为书院。引水为流，桥其上，以通往来。于其前门焉，榜曰“浣花深处”。进于是，则草堂也。堂之左右，亦各为屋，缭以周垣。其东为池，引桥下之水注其中，菱莲交加，鱼鸟上下相乐也。名花时果，杂植垣内。其外则树以桤、柳，象子美之旧也。经始于弘治庚申之春，落成于其年之秋，财不费而功侈，民不劳而事集。

　　夫世称子美者，概以为诗人。愚以为诗道极于子美，而子美重于人者，不独诗也。唐文章之士千百人，而祠于后者，仅可指数。子美之草堂，人皆知之，是独以其诗哉？蜀自先秦以来，数千年间，通祭祀者才数人。若秦之李冰，汉之文翁、孔明，皆以功德流远。而子美徒以羁旅困穷之人，轩然与之并，是诚不独以其诗也。盖子美之为人，孝友忠信，大节俱备，读其诗，考其素履，一一可见。志其墓者，不过称之为文先生耳。於乎!此何足以知子美哉？不知于当时，而知于后世，一世之短，百世之长，子美之名若草堂，虽与天壤俱存可也。今日诸公之举，尊贤厉俗，其于风教岂曰小补之哉！ (选自《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四十三，有删节)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

　　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士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曰：“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屈指兴亡，恨南北、黄图消歇。便几个、孤忠大义，冰清玉烈。赵信城边羌笛雨，李陵台上胡笳月。惨模糊、吹出玉关情，声凄切。
汉宫露，梁园雪。双龙逝，一鸿灭。剩逋臣怒击，唾壶皆缺。豪杰气吞白凤髓，高怀眦饮黄羊血。试排云、待把捧日心，诉金阙。

秋色到空闺，夜扫梧桐叶。谁料同心结不成，翻就相思结。
十二玉阑干，风动灯明灭。立尽黄昏泪几行，一片鸦啼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