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庵四十七初度

汝年四十七，今日是生辰。自托应无地，因人亦厌贫。

一山松柏密，百口稻粱辛。古道知难和，同谁与认真。

　　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问道于盲。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

　　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之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谓不忮不求之不足以尽道，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

　　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虽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起予。

　　解缙尝从游内苑。上登桥，问缙：“当作何语？”对曰：“此谓一步高一步。”上大说。及下桥，又问之。对曰：“此谓后边又高似前边。”上大说。一日，上谓缙曰：“卿知宫中夜来有喜乎？可作一诗。”缙方吟曰：“君王昨夜降金龙。”上遽曰：“是女儿。”即应曰：“化作嫦娥下九重。”上曰：“已死矣。”又曰：“料是世间留不住。”上曰：“已投之水矣。”又曰：“翻身跳入水晶宫。”上本欲诡言以困之。既得诗，深叹其敏。

　　韩文公之文，起八代之衰，其诗亦怪怪奇奇，独辟门户，而考亭先生尝病其俗，曰《上宰相书》、《读书城南诗》是也。岂非以其汲汲于求知干进，志在利禄乎？故吾尝谓文章之事，未论其他，必先去其俗而后可。今天下多文人矣，身在草莽，而通姓名于大人先生，且朝作一文，暮镌于梓，往往成巨帙，干谒贵人及结纳知名之士，则挟以为贽，如此，文虽佳，俗矣。吾读严子祺先之文，深叹其能矫然拔俗也。无锡自顾端文、高忠宪两先生讲道东林，远绍绝学，流风未远。严子生于其乡，诵遗书，沐馀教，被服儒者，邃于经学。平日重名节，慎行藏，视世之名位利禄，若将浼焉。感愤郁塞,触事而发,故其文立言之旨,多今人之笑为迂者。韩子尝言：“人笑之，则心以为喜。”夫人之笑韩子者，特以其文辞为流俗所笑，犹杰然为一代儒宗；若立言之旨为流俗所笑，不又加于古人一等乎！虽然，使韩子而居今之世，其立言之旨，当亦如严子之迂，必不至有上宰相之书、城南之诗，取讥于大儒矣。严子之文，余所见止数十篇，论理论事，明快严峭，恂恂儒者而笔能杀人，文辞之工如此！然吾以为文辞之工，今世文人之不免于俗者，亦或能之；其所以矫然拔俗，乃在立言之旨，世所共笑为迂者也。夫世共笑为迂，余独不以为迂，而欣赏叹诧，则余亦迂甚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