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潘序班伯时书渊明漉酒图

酒漉乌中不用篘，醉来身外更何求。黄花栗里秋光满，好是无心见督邮。

　　尝读《内经》至《方盛衰论》，而殿之曰：“不失人情。” 未尝不瞿然起，喟然叹轩岐之入人深也！夫不失人情，医家所甚亟，然戛戛乎难之矣。大约人情之类有三：一曰病人之情，二曰旁人之情，三曰医人之情。

　　所谓病人之情者，五脏各有所偏，七情各有所胜。阳盛者，讳其热而惧投寒；阴盛者，讳其寒而惧投热；甚则忿怒填胸，而怨药之太温；忧思结臆，而怨药之太寒。其有膏粱之体，素耽安乐，病则忽焉，视之若轻，及闻治疗，乃曰：“吾无大苦，何必服药？” 强之再三，勉强从事，药才下咽，即曰：“已投药矣，病可无虑。” 病少退，则曰：“药之力也。” 少加剧，则曰：“药之害也。” 此皆好恶之私也。有等怯弱之夫，素多疑虑，闻死则惊，闻针则栗，闻药则疑。一遇病症，漫曰：“姑待之。” 迨至势迫，始曰：“姑试之。” 不知病日增，而药日迟，坐失事机，非药误之，乃自误之也。此犹豫之害也。有谓补阴者，恐其滞膈；补阳者，惧其助火；攻邪者，忧其伤正；发汗者，虑其亡阳。稍涉疑似，虽圣医亦不敢进。及用方之后，或用补而病益甚，或用攻而病转危，便执成见，深怨医者。不知病有浅深，药有轻重，用得其当，虽砒鸬可以回生；失其宜，虽参术转为厉阶。此成心之为害也。有讳疾不言，有隐情难告，甚而故隐病状，试医以脉。不知自古神圣，未有舍望、闻、问而独凭一脉者。且如气口脉盛，本知伤食，乃问其所食，则曰未尝；问其何病，则曰不详。乃至气息奄奄，犹曰：“脉理精微，君其审之。” 夫医者，意也。意有未达，脉何以知？此隐讳之害也。

　　所谓旁人之情者，或执有据之论，而病情未必相符；或兴无本之言，而医理何曾梦见？或操是非之柄，同我者，是之；异己者，非之。甚至薰莸不辨，妄肆品评，誉之则跖可为舜，毁之则凤可作鸮。致怀奇之士，拂衣而去，使深危之病，坐而待亡。此爱憎之害也。或有素所亲昵，谬加护惜，见医用药，过于峻猛，则曰：“何太急也？” 见药味稍多，则曰：“何太峻也？” 不知病有轻重，药有进退，病重则药宜重，病轻则药宜轻。若病当攻补，而拘于轻重，必致偾事。此执滞之害也。或有亲友邻里，素善周旋，及其有病，当先择医，不敢自用。医之能否，未之知也，先问其价，价轻者，遂留之；价高者，辞去。不知医之能否，在病之相宜与否，不在价之高下。价高者，未必能；价低者，未必不能。使庸医得行其技，以致病深身重，悔之何及。此贪利之害也。或有势位之家，富贵之族，其于医药，亦有难言者。荐医，动关生死，有意气之私厚而荐者，有庸浅之偶效而荐者，有信其利口而荐者，有贪其酬报而荐者。甚至徇情面，顾交情，虽知其不能，而姑试之。此情面之害也。

　　所谓医人之情者，或巧语诳人，或甘言悦听，或强辩相欺，或危言相恐。此便佞之流也。或见利之所在，徇情顺志，不顾病体，苟图衣食，而不肯尽心。此贪利之流也。或有学浅才疏，徒务虚名，不明病机，妄投药剂，以致变生百出。此愚妄之流也。或有素为名医，声望素著，及遇疑难之症，不敢用心揣摩，反引古方，胶柱鼓瑟，不知变通。此执古之流也。

　　凡若此者，孰非人情？而人情之详，尚多难尽。圣人以不失人情为戒，诚欲虑病之宜，必求其当；虑医之审，必求其精。必期不失，未免迁就；但迁就则碍于病情，不迁就则碍于人情。有必不可迁就之病情，而复有不得不迁就之人情，其将何法以处之？曰：“难言也。” 虽然，亦有法焉：病人之情，宜顺之；旁人之情，宜导之；医人之情，宜正之。能顺能导能正，斯不失人情，而医道可行矣。
余故详列其目，以为医家之戒，亦为病家之箴云。

　　阳明子既为何陋轩，复因轩之前营，架楹为亭，环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虚而静，通而有间，有君子之德。外节而直，贯四时而柯叶无所改，有君子之操。应蛰而出，遇伏而隐，雨雪晦明，无所不宜，有君子之明。清风时至，玉声珊然，揖逊俯仰，若洙、泗群贤之交集；风止籁静，挺然特立，不挠不屈，若端冕正笏而列于堂陛之侧，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于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于吾亭。”

　　门人曰：“夫子盖自道也！吾见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内静虚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慑，处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于朝，今也行于夷，顺应物而能当，虽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时乎？其交翼翼，其处雍雍，意适而匪懈，气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盖嫌于自名也，而假之竹。虽然，亦有所不容隐也。夫子之名其轩曰何陋，则固以自居也”。阳明子曰：“嘻，小子之言过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于我哉？抑学而未能则可谓云尔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则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目名也，将为小人之归矣，而可乎？小子识之！”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兰溪人。其先本刘氏，后避吴越钱武肃王嫌名，更为金氏。履祥从曾祖景文，当宋建炎、绍兴间，以孝行著称，其父母疾，斋祷于天，而灵应随至。事闻于朝，为改所居乡曰纯孝。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书，即能记诵。比长，益自策励，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毕究。及壮，知向濂洛之学，事同郡王柏，从登何基之门。基则学于黄榦，而榦亲承朱熹之传者也。自是讲贯益密，造诣益邃。

　　时宋之国事已不可为，履祥遂绝意进取。然负其经济之略，亦未忍遽忘斯世也。会襄樊之师日急，宋人坐视而不敢救，履祥因进牵制捣虚之策，请以重兵由海道直趋燕、蓟，则襄樊之师，将不攻而自解。且备叙海舶所经，凡州郡县邑，下至巨洋别坞，难易远近，历历可据以行。宋终莫能用。及后朱瑄、张清献海运之利，而所由海道，视履祥先所上书，咫尺无异者，然后人服其精确。

　　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馆编校起之，辞弗就。宋将改物，所在盗起，履祥屏居金华山中，兵燹稍息，则上下岩谷，追逐云月，寄情啸咏，视世故泊如也。平居独处，终日俨然；至与物接，则盎然和怿。训迪后学，谆切无倦，而尤笃于分义。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为隶，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倾赀营购，卒赎以完；其子后贵，履祥终不自言，相见劳问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丧，履祥率其同门之士，以义制服，观者始知师弟子之系于常伦也。

　　履祥尝谓司马文正公光作《资治通鉴》，秘书丞刘恕为《外纪》，以记前事，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是非谬于圣人，不足以传信。自帝尧以前，不经夫子所定，固野而难质。夫子因鲁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国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则鲁史不得而书，非圣人笔削之所加也。况左氏所记，或阙或诬，凡此类皆不得以辟经为辞。乃用邵氏《皇极经世历》、胡氏《皇王大纪》之例，损益折衷，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断自唐尧以下，接于《通鉴》之前，勒为一书，二十卷，名曰《通鉴前编》。凡所引书，辄加训释，以裁正其义，多儒先所未发。既成，以授门人许谦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后王所当法，战国申、商之术，其苛法乱政，亦后王所当戒，则是编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书，曰《大学章句疏义》二卷，《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十七卷，《书表注》四卷，谦为益加校定，皆传于学者。天历初，廉访使郑允中表上其书于朝。

　　初，履祥既见王柏，首问为学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举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此为学之大方也。及见何基，基谓之曰：“会之屡言贤者之贤，理欲之分，便当自今始。”会之，盖柏字也。当时议者以为基之清介纯实似尹和静，柏之高明刚正似谢上蔡，履祥则亲得之二氏，而并充于己者也。

　　履祥居仁山之下，学者因称为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统初，里人吴师道为国子博士，移书学官，祠履祥于乡学。至正中，赐谥文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