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记

　　湘西故有藏室，背陵而面壑，土茂而泉洁。为士子肄业之地。始，开宝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创置。以待四方学者。历四十有一载，居益加葺，生益加多。李允则来为州，请于朝，乞以书藏。方是时，山长周式以行义著。祥符八年，召见便殿，拜国子学主簿，使归教授，诏以岳麓书院名，增赐中秘书，于是书院之称始闻天下，鼓笥登堂者相继不绝。自绍兴辛亥更兵革灰烬，什一仅存，间有留意，则不过袭陋仍弊，而又重以撤废，鞠为荒榛，过者叹息。乾道改元，建安刘侯下车，既剔蠡夷奸，民俗安静，则葺学校，访儒雅，思有以振起，湘人士合辞以书院请。侯竦然曰“是故章圣皇帝加惠一方，本劝励长养以风天下者亦可废乎？”乃命郡教授婺源郭颖董其事，鸠废材，用余力，未卒岁而屋成。为屋五十楹，大抵悉还旧规，肖阙里先圣像于殿中，列绘七十子，而加藏书于堂之北。既成，栻促多士往观焉，为爱其山川之胜，栋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为会友讲习，诚莫此地宜也。已而与多士言曰：“侯之为是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达，故有赖圣贤者也。三代导人，教学为本，人伦明、小民亲；而王道成。夫子在当时虽不得施用，而兼爱万世，实开无穷之传。果何欤？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位天地而宰万物者也。今夫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以至于饮食起居言动之际，谓道而有外乎？是乌可乎？虽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毫厘之差，霄壤之谬，此所以求仁之难，必贵于学以明之与。善乎！孟氏之发仁深切也。齐宣王见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则教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善推其所为而已矣。论尧舜之道，本于孝弟，则欲其体夫徐行疾行之间，指乍见孺子匍匍将入井之时，则曰：侧隐之心，仁之端也，于此焉求之，则不差矣。尝试察吾事亲从兄，应物处事，是端也，其或发见亦知其所以然乎？苟能默识而存之，扩充而达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则仁之大体，岂不可得乎？及其至也，与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无穷，而其初则不远也。是乃圣贤所传之要，从事于兹，终身而后已可也。虽若闲居屏处，庸何损于我，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而亦何加于我，岂特为不负侯作新斯宇之意哉！既侯属栻为记，遂书斯言，以厉同志，俾毋忘侯之德，抑又以自励云尔。

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
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