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人做学问,如果不是天天进步,那就是在天天退步。如果没有学伴,见解就会片面浅显,难以学成。在一个环境里待久了,会染上某些习气而自己没有察觉。如果不幸处于穷乡僻壤,没有坐马车的盘缠,更要广博的学习和详细考究。要(将自己的思想)与古人的思想相合,以便知道学问的正确与否,这样一来,(才)差不多能掌握学问的十分之五六。如果又不岀门去,又不去读书,则是如面壁(不问世事)一般,对学问一无所知,即使是有子羔、原宪那样的贤能,对国家还是没有用处的。孔子说:“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也一定有像我这样讲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那样好学罢了。” 连孔子这样的圣人,也仍须努力地学习,现在的人难道
顾炎武是我国十七世纪的一位杰出的爱国活动家和具有进步思想的启蒙学者,博学强记,耿介绝俗,以著作《日知录》驰名于世。
抗清失败后,顾炎武奔走南北,眼界大开,对人生的认识也更加殷实、深刻了。针对当时知识分子崇尚“游谈无根”的理学情况,《与友人书》以“为学”为话题,发抒了独具个性的治学观。
文章的结构呈放射状。作者从为学者与自我、现实的学友、书本(实际上仍是人——古代作者或书中古人)、历史的“学友”(文中提到了孔子,实际上是指对提升学者的学养有帮助的一切古人)的关系切入,精到地阐述了这四组关系中的心灵互动的重要性。他要求为学者做到博学审问(广泛涉猎,
昔司马氏有廉臣焉,曰吴君隐之,出刺广州,过贪泉而饮之,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杯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其后隐之,卒以廉终其身,而后世之称廉者,亦必曰“吴刺史”焉。有元宪副吴君为广西时,名其亭曰“饮泉”,慕刺史也,而宪副之廉,卒与刺史相先后。
至正十四年,宪副之孙以时,以故征士京兆杜君伯原所书“饮泉亭”三字,征予言。予旧见昔人论刺史饮泉事,或病其为矫心,甚不以为然。夫君子以身立教,有可以植正道,遏邪说,正人心,扬公论,皆当见而为之,又何可病而讥之哉?
人命之修短系乎天,不可以力争也,而行事之否臧由乎己,人心之贪与廉,自我作之,岂外物所能易哉?向使有泉焉,曰饮之者死,我乃奋其不畏之气,冒而饮之,死非我能夺也,而容有死之理而强饮焉,是矫也,是无益而沽名也,则君子病而不为之矣。大丈夫之心,仁以充之,礼以立之,驱之以刀剑而不为不义屈,临之以汤火而不为不义动,夫岂一勺之水所能幻移哉?
人之好利与好名,皆蛊于物者也,有一焉,则其守不固,而物得以移之矣。若刺史,吾知其决非矫以沽名者也,惟其知道,明而自信,笃也,故饮之以示人,使人知贪廉之由乎内,而不假乎外,使外好名而内贪浊者,不得以藉口而分其罪。夫是之谓植正道,遏邪说,正人心,扬公论,真足以启愚而立懦,其功不在伯夷、叔齐下矣。 番禺在岭峤外,去天子最远,故吏于其地者,得以逞其贪,贪相承习为故,民无所归咎,而以泉当之,怨而激者之云也。刺史此行,非惟峤外之民始获沾天子之惠,而泉亦得以雪其冤。夫民,天民也,泉,天物也,一刺史得其人,而民与物皆受其赐。呜呼,伟哉!以时尚气节,敢直言,见贪夫疾之如仇,故凡有禄位者,多不与相得。予甚敬其有祖风也,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