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臣伏以今年已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逾慈母,仁过春阳,租赋之间,例皆蠲免。所征至少,所放至多;上恩虽宏,下困犹甚。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臣愚以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
臣窃见陛下怜念黎元,同于赤子。至或犯法当戮,犹且宽而宥之,况此无辜之人,岂有知而不救?又京师者,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其百姓实宜倍加忧恤。今瑞雪频降,来年必丰,急之则得少而人伤,缓之则事存而利远。伏乞特敕京兆府,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来年蚕麦,庶得少有存立。
臣至陋至愚,无所知识,受恩思效,有见辄言,无任恳款惭惧之至。谨录奏闻,谨奏。
译文
右题,臣俯首,今年以来,京城周边各县,夏季遭遇大旱,秋季又逢早霜,农田收成,十不存一。陛下的恩德胜过慈母,仁爱超出生养万物的春阳,对于租税赋税,一概予以免除。朝廷征收的极少,免除的极多;皇上的恩泽虽然广大,百姓的困苦却依然十分严重。甚至听闻有百姓抛弃子女、遣散妻子来求取食物,拆屋伐树来缴纳户税,在道路上受冻挨饿,死在沟壑之中。家中有财物的人都已缴纳完毕,一无所有的人仍被催逼征税。我认为这都是群臣未曾进言、陛下不曾知晓的情况。
臣私下觉得陛下爱惜百姓,如同爱护初生婴儿。甚至有人犯法应当处死,陛下尚且宽恕赦免,何况这些无辜的百姓,哪里有明知苦难却不救助的道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文,集中体现了韩愈的思想境界、精神品质与高尚情操。
首先,文章充分彰显了韩愈忧国忧民、忠诚报国的精神。他认为京畿地区是 “四方之腹地,国家之根本,其百姓实宜倍加忧恤”,这是巩固国家政权、治理天下的必然要求。因此,他秉持 “有见辄言” 的原则,在群臣未曾进言、陛下尚未知晓灾情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上书直言灾情的真实面貌。
其次,文章深刻体现了韩愈 “以民为本” 的思想。他在文中大声疾呼、为民请命,指出由于奸佞当道,“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导致 “上恩虽弘,而下困犹甚”。他毫无顾忌地揭露了当时 “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一说怀州修武(今河南修武)人 ,自称“郡望昌黎(今辽宁义县)” ,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中国唐朝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
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豪富人 一作:豪家富人)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理 一作:官理)
问者曰:“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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