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问曰:“人之昏也久矣,将复其性者,必有渐也,敢问其方。”
曰:“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者,无虑无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虑。’又曰:‘闲邪存其诚。’《诗》曰:‘思无邪。’”
曰:“已矣乎?”
曰:“未也,此斋戒其心者也,犹未离於静焉。有静必有动,有动必有静,动静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动者也。’焉能复其性耶?”
曰:“如之何?”
曰:“方静之时,知心无思者,是斋戒也。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中庸》曰:‘诚则明矣。’《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问曰:“不虑不思之时,物格於外,情应於内,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
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为邪,邪本无有。心寂然不动,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悔,元吉。’”
问曰:“本无有思,动静皆离。然则声之来也,其不闻乎?物之形也,其不见乎?”
曰:“不睹不闻,是非人也,视听昭昭而不起於见闻者,斯可矣。无不知也,无弗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诚之明也。《大学》曰:‘致知在格物。’《易》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於此?’”
曰:“敢问‘致知在格物’何谓也?”
曰:“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诚,意诚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理,国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参天地者也。《易》曰:‘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此之谓也。”
曰:“生为我说《中庸》。”
曰:“不出乎前矣。”
曰:“我未明也,敢问何谓‘天命之谓性’?”
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
“‘率性之谓道’何谓也?”
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诚也。至诚者,天之道也。诚者定也,不动也。”
“‘修道之谓教’何谓也?”
故曰:“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修是道而归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则可以教天下矣,颜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说者曰:其心不可须臾动焉故也。动则远矣,非道也。变化无方,未始离於不动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说者曰:不睹之睹,见莫大焉,不闻之闻,闻莫甚焉。其心一动,是不睹之睹,不闻之闻也,其复之不远矣。故君子慎其独,慎其独者,守其中也。”
问曰:“昔之注解《中庸》者,与生之言皆不同,何也?”
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
曰:“彼亦通於心乎?”
曰:“吾不知也。”
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则可以至於圣人乎?”
曰:“十年扰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谓以杯水而救一车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诚,诚而不息则明,明与诚终岁不违,则能终身矣。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则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
问曰:“凡人之性,犹圣人之性欤?”
曰:“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也。其所以不睹其性者,嗜欲好恶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
曰:“为不善者非性耶?”
曰:“非也,乃情所为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焉。孟子曰:‘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所以导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犹是也。’”
问曰:“尧舜岂不有情耶?”
曰:“圣人至诚而已矣。尧舜之举十六相,非喜也。流共工,放兜,殛鲧,窜三苗,非怒也。中於节而已矣。其所以皆中节者,设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圣人之谓也。”
问曰:“人之性犹圣人之性,嗜欲爱憎之心,何因而生也?”
曰:“情者妄也,邪也。邪与妄则无所因矣。妄情灭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虚,所以谓之能复其性也。《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论语》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
问曰:“情之所昏,性即灭矣,何以谓之犹圣人之性也?”
曰:“水之性情澈,其浑之者沙泥也。方其浑也,性岂遂无有耶?久而不动,沙泥自沈。清明之性,鉴於天地,非自外来也。故其浑也,性本勿失,及其复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犹水之性也。”
问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问圣人之性,将复为嗜欲所浑乎?”
曰:“不复浑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无因,人不能复。圣人既复其性矣,知情之为邪,邪既为明所觉矣,觉则无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觉後知,先觉觉後觉者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如将复为嗜欲所浑,是尚不自觉者也,而况能觉後人乎?”
曰:“敢问死何所之耶?”
曰:“圣人之所明书於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斯尽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则原其始而反其终,则可以尽其生之道。生之道既尽,则死之说不学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书矣。”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维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