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众尝至一乡陬,颓然靡然,之之冥冥,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目为之眩,心为之荒惑,曰为之败乱。问之人:“是何乡神?”曰:“酣适之方,甘旨之尝,以徜以徉,是为醉乡。”
呜呼!是为醉乡神欤?古之人不余欺神,吾尝闻夫刘伶、阮籍之徒矣。当是时,神州陆沉,中原鼎沸,而天下之人,放纵恣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已。而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或以为可以解忧云耳。夫忧之可以解者,非真忧神,夫果有其忧焉,抑亦必不解神。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神,然则入醉乡者,皆无有忧神。
呜呼!自刘、阮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之之然,冥冥然,颓堕委靡,入而不知出焉。其不入而迷者,岂无其人者欤?而荒惑败乱者,率指以为笑,则真醉乡之徒神已。
译文
从前我曾游至一地方,一到那里就浑身发软,歪歪倒倒,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天地因此变换了位置,日月因此失去了光明,眼睛因此发花,心因此荒乱迷惑,身体因此衰败不堪。我向别人打听说:“这是什么地方?”回答说:“畅快舒适的地方,可以尝到美味的地方,可以徘徊闲散的地方,这里便是醉乡。”
啊!这里便是醉乡了吗?古人果然没有欺骗我。我曾听说刘伶、阮籍这一类的人迷恋醉乡的事。在那个时代,国土沦丧,中原纷乱,天下的人,放纵自己痛饮之后便颠颠倒倒,一个接一个不断的进入醉乡了。据我所见,那里不曾有可使人快乐的地方,有的人认为那里可使人消除忧愁。如果是可以消除的,就不是真的忧愁
清王朝开国之初,为了巩固政权,曾以残酷的杀戮来镇压汉民族的强烈反抗;在思想文化界,又屡兴文字狱,以打击汉族知识分子中的反满清绪。刚刚经历了亡国之痛的士大夫阶级和下层知识分子,还未完全从黍离悲感中解脱出来,立即又被置之于严酷的思想钳制之下。对故国的怀恋,对世事的失望,对新王朝的抵触,种种情绪渗和在一起而又不得渲泄,不少人便在这种强烈不满而又回天无力的悲哀中醉生梦死,自甘沉沦。这篇散文作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和唐宋古文大家一样,桐城派作家也喜欢在艺术形式上摹仿前人。戴名世这篇文章便脱胎于初唐作家王绩的名篇《醉乡记》。
此文以幻想的笔法和寓言的形式描写了一个“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无光”的醉乡,进而写到“醉乡遍天下”,有少数“不入而迷者”反遭醉人讥笑,以致“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的荒诞局面,看似议论,实则抒情。这篇散文用字简朴,笔锋犀利,生动灵活,通俗易懂,文中借刘伶、阮籍的史事,揭示造成“醉乡”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的不安宁。
文章起首一段极力描绘“醉乡”中的种种颠倒迷乱情状。从表层意义上看,所谓“醉乡”不过是酒醉后的荒唐情态;但总观全文,便可悟出,作者是以此暗指整个清代社会。由于文字狱的构陷和残酷的民族镇压,在这个社会里,“昏昏冥冥”,“天地易位”,“日月失明”,人们为这恐怖统治弄得“心荒惑”而“体败乱”,内心的愤懑只好借酒来排解乃至忘却.以期在醉态热絮中求得心灵的麻醉与自适。
正因为出于这样一种立意,文章在对“醉乡”作了一番着意描绘之后,便进而改用议论的笔墨对这种处世态度进行分析。饮酒无度,以醉酒来逃避现实,这在中国是古已有之,西晋的刘伶与阮籍等即是如此。他们所以借酒浇愁,其原因便在于“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晚号栲栳,晚年号称南山先生。死后,讳其姓名而称之为“宋潜虚先生”。又称忧庵先生。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榜眼。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致余生书》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迹,参戴名世 “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敬之戒”由是,《南山集》案发,被逮下狱。五十三年三月六日被杀于市,史称“南山案”,戴名世后归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
古之贤人,其所以得之于天者独全,故生而向学,不待壮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后从事,则虽其极日夜之勤劬,亦将徒劳而鲜获。姚君姬传,甫弱冠而学已无所不窥,余甚畏之。姬传,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则南青也。亿少时与南青游,南青年才二十,姬传之尊府方垂髫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礼,余至其家,则太夫人必命酒,饮至夜分乃罢。其后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归与姬传相见,则姬传之齿已过其尊府与余游之岁矣。明年,余以经学应举,复至京师。无何,则闻姬传已举于乡而来,犹未娶也。读其所为诗赋古文,殆欲压余辈而上之,姬传之显名当世,固可前知。独余之穷如曩时,而学殖将落,对姬传不能不慨然而叹也。
昔王文成公童子时,其父携至京师,诸贵人见之,谓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问何为第一流,诸贵人皆曰:“射策甲科,为显官。”文成莞尔而笑,“恐第一流当为圣贤。”诸贵人乃皆大惭。今天既赋姬传以不世之才,而姬传又深有志于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为显官,不足为姬传道;即其区区以文章名于后世,亦非余之所望于姬传。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以尧舜为不足为,谓之悖天,有能为尧舜之资而自谓不能,谓之漫天。若夫拥旄仗钺,立功青海万里之外,此英雄豪杰之所为,而余以为抑其次也。
姬传试于礼部,不售而归,遂书之以为姬传赠。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北直容城人也。少倜傥,好奇节,而内行笃修;负经世之略,常欲赫然著功烈,而不可强以仕。年十七,举万历二十八年顺天乡试。先是,高攀龙、顾宪成讲学东林,海内士大夫立名义者多附焉。及天启初,逆奄魏忠贤得政,叨秽者争出其门,而目东林诸君子为党。由是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缪昌期次第死厂狱,祸及亲党。而奇逢独与定兴鹿正、张果中倾身为之,诸公卒赖以归骨,世所传“范阳三烈士”也。
方是时,孙承宗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经略蓟、辽,奇逢之友归安茅元仪及鹿正之子善继皆在幕府。奇逢密上书承宗,承宗以军事疏请入见。忠贤大惧,绕御床而泣,以严旨遏承宗于中途。而世以此益高奇逢之义。台垣及巡抚交荐屡征,不起,承宗欲疏请以职方起赞军事,使元仪先之,奇逢亦不应也。其后畿内盗贼数骇,容城危困,乃携家入易州五公山,门生亲故从而相保者数百家,奇逢为教条部署守御,而弦歌不辍。
入国朝,以国子祭酒征,有司敦趣,卒固辞。移居新安,既而渡河,止苏门百泉。水部郎马光裕奉以夏峰田庐,逆率子弟躬耕,四方来学,愿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
奇逢始与鹿善继讲学,以象山、阳明为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说。其治身务自刻砥,执亲之丧,率兄弟庐墓侧凡六年。人无贤愚,苟问学,必开以性之所近,使自力于庸行。其与人无町畦,虽武夫悍卒工商隶圉野夫牧竖,必以诚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无忌嫉者。方杨、左在难,众皆为奇逢危,而忠贤左右皆近畿人,夙重奇逢质行,无不阴为之地者。鼎革后,诸公必欲强起奇逢,平凉胡廷佐曰:“人各有志,彼自乐处隐就闲,何故必令与吾侪一辙乎?”居夏峰二十有五年,卒,年九十有二。
河南北学者,岁时奉祀百泉书院,而容城与刘因、杨继盛同祀,保定与孙文正承宗、鹿忠节善继并祀学宫,天下无知与不知,皆称曰夏峰先生。
赞曰:先兄百川闻之夏峰之学者,征君尝语人曰:“吾始自分与杨、左诸贤同命,及涉乱离,可以犯死者数矣,而终无恙,是以学贵知命而不惑也。”征君论学之书甚具,其质行,学者谱焉,兹故不论,而独著其荦荦大者。方高阳孙少师以军事相属,先生力辞不就,众皆惜之,而少师再用再黜,讫无成功,《易》所谓“介于石,不终日”者,其殆庶几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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