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黄口小雀易为人们的罗中之物，白龙化鱼被渔者射中眼目。
获取罪罚难道可以怨天？正是愚笨使我陷进纲目。
鲸鲵般凶残不义的叛军尚未翦灭，野狼般罪恶难赎的反逆忽降又屡屡翻覆。
山河倾颓悲如楚囚相对，心怀忠情何由在秦庭痛哭，求得救兵以解国难？
幸遭逢玄宗、肃宗两位明主，我也分别两次遭到迁谪贬逐。
离开家国一路愁苦上夜郎，投身流放于荒谷僻壤。
幸而半道遇赦，逢凶化吉消解了艰难险顿，鸟儿出笼飞向广阔开朗的天空。
遥望远方欣喜收复失地的胜利，光武帝刘秀中兴汉朝的功绩哪里可相比？
天子入蜀西巡剑阁，太子驻守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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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及注释

译文
黄口小雀易为人们的罗中之物，白龙化鱼被渔者射中眼目。
获取罪罚难道可以怨天？正是愚笨使我陷进纲目。
鲸鲵般凶残不义的叛军尚未翦灭，野狼般罪恶难赎的反逆忽降又屡屡翻覆。
山河倾颓悲如楚囚相对，心怀忠情何由在秦庭痛哭，求得救兵以解国难？
幸遭逢玄宗、肃宗两位明主，我也分别两次遭到迁谪贬逐。
离开家国一路愁苦上夜郎，投身流放于荒谷僻壤。
幸而半道遇赦，逢凶化吉消解了艰难险顿，鸟儿出笼飞向广阔开朗的天空。
遥望远方欣喜收复失地的胜利，光武帝刘秀中兴汉朝的功绩哪里可相比？
天子入蜀西巡剑阁，太子驻守扶风一带。
所居之地均为关健险要之地，扬拍开襟之间遍揽天下英雄。
回纥兵出自西方月窟，如雷震撼破敌于雄关之东。
朝廷大军左扫右荡，不久便收复了洛阳宫城。
回转车舆杀入西京长安，要席卷天下打通六合。
叱咤风云开创帝业，双手成就天地之功。
皇帝大驾返还长安，二位圣上如同红日忽然再上中天。
玄宗让出皇帝宝位，斩蛇剑传国玺永传无穷。
惭愧啊我不曾为平叛贡献秋毫之力，还会想起我这矍铄之老翁？
射猎者羡慕的是什么呢？仰头看那高飞云中的长鸿远游无祸。
不再学剑反去学仙求道烧炼丹砂，守着丹炉有两位玉童作伴。
遥遥寄言息夫子啊，晚岁志在登陆方丈、蓬莱这两座海上仙山。

注释
夜郎：汉时西南地区古国名。在今贵州省西北部及云南、四川二省部分地区。息秀才：名字不详。
“黄口”句：《孔子家语》载：孔子见罗雀者，所得皆黄口小雀，问之曰：“大雀独不得何也？”罗者曰：“大雀善惊而难得。黄口贪食而易得。”黄口：小雀嘴黄，故称小雀为黄口。
“白龙”句：《说苑》载：昔白龙下清泠之渊，化为鱼。渔者豫且射中其目。
鲸（jīng）鲵（ní）：喻凶残不义之人。翦（jiǎn）灭：消灭。
豺狼：一作“豺虎”。屡翻履：指史思明已降又叛。
“悲作”句：此借为国事而悲伤。《世说新语·言语》：“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山河之异乎？’皆相视流泪。惟王丞相揪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何日”句：《左传·定公五年》载：吴兵入楚，申包胥如秦乞师，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人门七日。“此指诗人为国事心怀忠愤，志在救亡，有如申包胥。何日：一作“何由”。
二明主：指唐玄宗和唐肃宗。
两迁逐：李白在玄宗时为供奉翰林，被谗遭逐；肃宗时又被流放夜郎。
去国：离开朝廷或故乡。
屯蒙：艰难蒙晦。《易·屯卦·象》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易·蒙卦·象》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
光武：东汉光武帝刘秀，重新建立汉朝。
“天子”句：指安、史乱起，玄宗西迁入蜀。剑阁：栈道名，在今四川剑阁东北大剑山小剑山之间。
储皇：太子。指肃宗。扶风：属陕西凤翔。
“扬袂”句：指肃宗所处地方十分险要。袂（mèi）：袖子。北辰：天子之位。
胡兵：指请来助战的回纥之兵。月窟：指西方。古以月的归宿处在西方，故称。
咸京：原指秦代京城咸阳。此用以借指长安。
六合：天地上下四方。
两日：指玄宗、肃宗。
“一朝”句：指玄宗让位给肃宗。
剑玺（xǐ）：汉时，皇太子即位，中黄门以斩蛇宝剑授玺皇帝大印。
矍（jué）铄（shuò）翁：《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年六十请求出征，并当场披甲上马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矍铄，老而强健貌。此李白以马援自比。
弋者：射鸟的人。慕：亦作“篡”。篡，取。
冥鸿：高飞的鸿雁。
学丹砂：即指求道学仙。
方蓬：方丈、蓬莱，海上二仙山。

创作背景

　　这首诗当是李白流放夜郎又被赦免东还时所作，时间为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或次年，当时李白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得释。

简析

　　《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是一首五言古诗。此诗先述己遇祸化吉，后述国事中兴，回顾了流放及赦免的过程，抒发受到不公待遇的牢骚，表达了对朝廷平定叛乱的欣慰之情，同时流露出报国无门之感慨及向往归隐之心意。全诗感情较为复杂，欣喜中亦有悲与愧及出世之念，生动地体现出诗人晚年的身世和思想。

赏析

　　开篇十二句叙写诗人遭流放的境遇，抒发赤诚的救国忠愤。李白心怀讨逆报国之志，却无辜获罪遭贬，实属冤屈；只因时局动荡、际遇乖舛，个中是非怨怼难以明辨。诗作起首四句便表明，获罪之后自己并不怨天尤人，他化用黄口小雀易遭网罗、白龙化鱼偶被渔刺的典故自况，称自己遭祸缘于自身的“愚”，自责不够明哲、不识时务。实则从永王东巡到李白获释，局势翻覆变幻，本就非人力所能预判。

　　但他对安史叛军深恶痛绝，直斥其为“鲸鲵”“豺狼”，谴责其多行不义，一个“屡”字道尽叛军的累累恶行。也正因安史之乱，他在肃宗朝受牵连被远谪，“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两句，尽显遭贬逐的仓皇狼狈。可李白虽屡遭贬斥，却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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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开篇十二句叙写诗人遭流放的境遇，抒发赤诚的救国忠愤。李白心怀讨逆报国之志，却无辜获罪遭贬，实属冤屈；只因时局动荡、际遇乖舛，个中是非怨怼难以明辨。诗作起首四句便表明，获罪之后自己并不怨天尤人，他化用黄口小雀易遭网罗、白龙化鱼偶被渔刺的典故自况，称自己遭祸缘于自身的“愚”，自责不够明哲、不识时务。实则从永王东巡到李白获释，局势翻覆变幻，本就非人力所能预判。

　　但他对安史叛军深恶痛绝，直斥其为“鲸鲵”“豺狼”，谴责其多行不义，一个“屡”字道尽叛军的累累恶行。也正因安史之乱，他在肃宗朝受牵连被远谪，“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两句，尽显遭贬逐的仓皇狼狈。可李白虽屡遭贬斥，却并未沉湎于个人悲戚，“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足见其襟怀阔大。他悲叹的是自己身为楚地罪囚，竟无法像申包胥那样赴秦庭痛哭求援、解救国难。诗人以申包胥自比，剖白了竭诚报国的忠心。

　　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为全诗第二段，叙写两京光复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欢欣振奋之情。前四句承接上文，写他在艰辛的流放途中喜闻两京收复的消息。他援引东汉光武中兴的史事作比，称光武帝尚且需要东迁定都，如今大唐国运向好，无需迁都便可光复长安，声势更胜光武当年，字里行间满是喜悦，一个“欣”字奠定了全段的情感基调。

　　这二十句一气呵成，铺叙长安光复的始末：先言玄宗避乱入蜀时，太子（肃宗）驻兵扶风支撑危局，继而即位称帝，招揽天下英豪；郭子仪统率官军与回纥兵马合力讨贼，前后夹击，历经苦战终平定祸乱，收复洛阳、长安，廓清寰宇，立下赫赫功勋。“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等句，是对肃宗的称颂之辞。后文又写肃宗迎奉玄宗返回长安，玄宗亲将传国玉玺授予肃宗，诗人以“两日忽再中”盛赞父子二人乱后重聚的喜庆，末尾四句皆是对王朝复兴的祝愿之语。

　　这段内容是李白依据当时的传闻写就，核之《旧唐书》的《郭子仪传》与《肃宗纪》，所叙与史实基本相符。诗作不仅真切映照了这段历史，更在赞颂平叛功业、祈愿王朝复兴的笔墨中，尽显李白心系国事的热忱。他并未因自身获赦得救而沾沾自喜，反倒为社稷的中兴而欢欣鼓舞。

　　篇末八句为第三段，慨叹自己为时世所弃，以归隐的幻梦寄寓对现实的不满，呼应了诗题中“书怀示息秀才”的意涵。李白愿意向息秀才剖白自己遇赦放还的身世与两京光复的国事，足见二人志同道合。他在此处袒露的心绪极为复杂。

　　起首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情绪陡然从前文赞颂社稷中兴的热烈，跌落到自伤身世的沉郁。此时李白已年近六十，正值国家复兴之时，他自愧不能为朝廷尽微薄之力，一个“愧”字藏着积极用世的心愿。他以“矍铄翁”自比，化用《后汉书·马援传》中马援六十二岁仍请缨出征、据鞍顾盼的典故，满怀老当益壮的豪情，报国勇气可见一斑。一年后李白所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一诗，也印证了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襟怀。

　　“谁念”二字，道出了自己不被朝廷重用、报国无门的怨愤。这两句分量极重，既有济世安民的热望，也有志不得伸的苦闷，与他《赠别从甥高五》中“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的感慨如出一辙。进取无路、万般无奈之下，他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生发出弃剑学道、避世远游的念想，说自己要像高飞的鸿雁直上云霄，让射猎者无从捕捉。“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两句，照应开篇“以愚陷网目”的遭遇，是吸取身陷罗网的教训，想要遁迹山林、远避灾祸。但这并非真的下定了归隐的决心，而是以归隐的沉郁之语衬出慷慨进取的志向，笔力沉挚，动人心魄。

　　历来人们对李白的归隐多有误解，《旧唐书》称其“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出世说长久以来成为论者的共识，他的游仙学道之作备受推崇，其人也常被赞有仙风道骨。但纵观这位“诗仙”的一生经历与全部作品，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始终未改。他曾直白地表白：“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的绝佳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就的政治抒情诗，核心主旨是剖白诗人坚贞不渝的报国志向——年事虽高而壮志未减，并为抱负难施而满怀郁愤。他刚遇赦获释便纵论国家政事，足见其直面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极为积极。

　　安史之乱将晚年的李白卷入了现实矛盾的漩涡，他投笔从戎，对平定边将叛乱、恢复社会安定、解救百姓苦难寄予了深切关注，这也让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转变。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再像安史之乱前那样多从个人际遇出发抒怀，而是更多立足社会现实，直接反映时代矛盾，因此晚年诗作具备鲜明的政治指向与丰厚的社会内涵。艺术风格上，也不再像青壮年时期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转而呈现出沉郁顿挫的特质。这首咏怀之作正是其后期诗歌风格与特点的集中体现，当之无愧是他的代表作品。

　　李白晚年的这类诗作，成就足以与杜甫同期的作品比肩。可惜长久以来，论者与史家都未给予其应有的重视。人们惯性地认为，杜甫的创作高峰期在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在安史之乱前。因此尽管二人都亲历了安史之乱，却认为这段经历对中年的杜甫意义重大，对晚年的李白则无足轻重。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认知，遮蔽了李白晚年诗作的不朽光彩。李白晚年坎坷的人生际遇与璀璨的诗歌成就，理应与杜甫得到同等的看待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