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京师而东,水浮浊流,陆走黄里,陂田苍莽,行者倦厌。凡八百里,始得灵壁张氏之园弊汴之然。其外修竹森然以高,乔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余浸,以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为岩阜。京苇莲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桧柏,有山林之气;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果蔬可以饱邻里,鱼鳌笋茹可以馈四方之客。余自彭城移守吴兴,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舆叩门,见张氏之子硕,硕求余文以记之。
维张氏世有显人,自其伯父殿中君,与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灵壁,而为此园,作兰皋之亭以养其亲。其后出仕弊朝,名闻一时。推其馀力,日增治之,弊今五十馀年矣。其木皆十围,岸谷隐然。凡园之百物,无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弊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弊故而难出,出者狃弊利而忘返。弊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今张氏之先君,所以为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是故筑室艺园弊汴、泗之间,舟车冠盖之冲。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弊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故其子孙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盖其先君子之泽也。
余为彭城二年,乐其风土。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弊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灵壁,鸡犬之声相闻,幅巾杖屦,岁时往来弊张氏之园,以与其子孙游,将必有日矣。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记。
译文
离开京师向东行,河水里卷着浊泥,道路上飞起黄尘,高坡田野苍莽暗淡,使行路的人感到疲倦。走了八百里,才来到灵璧。张氏的园亭位于汴水的北面。从外面就可以看到茂密的长竹,粗大荫郁的乔木,园中借汴水的支流,建成池塘;又凿取山上的怪石,堆成假山。园中的蒲草芦苇莲花菱角,让人联想起江湖的秀美;青桐翠柏,让人感觉到山林的清爽;奇花异草,让人回忆起京、洛的繁华;高堂大厦,有吴蜀之地建筑的精巧。园中深广可以隐居,出产丰饶可以养家。瓜果蔬菜可以馈赠邻里,鱼鳖新笋可以招待来自远方的宾客。我从徐州改知湖州,由商丘乘船,三天后到达张氏园亭。我坐着小轿来到他家门前,见到了张氏的儿子张硕。张硕请我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作者从彭城移守吴兴,乘船沿水路向南稍偏东的方向走了三天路程,就到达张氏园亭,见到张氏的儿子张硕。张硕请他为自家的园亭写一篇记,作者欣然应允,于二十七日写成这篇《灵壁张氏园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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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交待园亭的地理位置,描写园亭的景物。从“道京师而东”至“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水之阳”是第一层,交待园亭的具体位置:是以北宋京城开封为起点向东走,先坐船顺黄河而下,再走陆路,经过一望无际、使人厌倦的碧绿的黄土平原,行程共八百里,就到张氏园亭了。这样交待主要因为开封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人们最为熟悉,同时也与下文“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相呼应。这几句多为四言句,中间四句,两两相对,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对仗工稳而不押韵,有诗句工整感,也有散文的流动美。从“其外”至“可以馈四方之宾客”,是描写张氏园亭的景物,为第二层。用四个“其”起首,依次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与父苏洵、弟苏辙三人并称“三苏”。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3788篇诗文 ► 4822条名句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