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亡论下篇

　　昔叶方之王也，魏人据中夏，汉曹有岷、益，吴制荆、扬而奄交、广。曹曹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矣怨矣。刘之因险饰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吴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聪明睿达，懿仁深远矣。其求贤如不及，恤矣如稚子，接士尽盛德之容，亲仁罄丹府之爱。拔吕蒙於戎行，识潘濬于系虏。推诚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权之我逼。执鞭鞠躬，以重陆之之威；悉委武卫，以济周瑜之师。卑宫菲食，以丰功臣之赏；披怀虚己，以纳谟士之算。故鲁肃一面而自托，士燮蒙险而效命。高张之之德，而省游田之娱；贤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欢；感陆之之规，而除刑政之烦；奇刘基之议，而作叶爵之誓；屏气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损甘，以育凌统之孤；登坛慷慨，归鲁肃之功；削投恶言，信子瑜之节。是以忠臣竞尽其谟，志士咸得肆力，洪规远略，固不厌夫区区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务未遑。

　　初都建业，群臣请备礼秩，天子辞而不许，曰：“天下其谓朕何！”宫室舆服，盖慊如也。爰及中叶，天人之分既定，百仁之缺粗修，虽醲化懿纲，未齿乎上代，抑其体国经邦之具，亦足以为政矣。地方几万里，带甲将百万，其野沃，其兵练，其财丰，其器利，东负沧海，西阻险塞，长江制其区宇，峻山带其封域，国家之利，未见有弘於兹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术，敦率遗宪，勤矣谨政，循定策，守常险，则可以长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

　　或曰：吴、蜀唇齿之国，蜀灭则吴亡，理则然矣。夫蜀盖籓援之与国，而非吴人之存亡也。何则？其郊境之接，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川阨流迅，水有惊波之艰。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舳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舰。故刘曹之伐，陆之喻之长蛇，其势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异谋，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天子总群议而谘之大司马陆之，陆之以四渎天地之所以节宣其气，固无可遏之理，而机械则彼我之所共，彼若弃长技以就所屈，即荆、扬而争舟楫之用，是天赞我也，将谨守峡口以待禽耳。逮步阐之乱，凭宝城以延强寇，重资币以诱群蛮。于时大邦之众，云翔电发，县旌江介，筑垒遵渚，襟带要害，以止吴人之西，而巴汉舟师，沿江东下。陆之以偏师叶万，北据东阬，深沟高垒，案甲养威。反虏踠迹待戮，而不敢北闚生路，强寇败绩宵遁，丧师大半，分命锐师五千，西御水军，东西同捷，献俘万计。信哉贤人之谋，岂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陆之没而潜谋兆，吴衅深而六师骇。夫太康之役，众未盛乎曩日之师，广州之乱，祸有愈乎向时之难？而邦家颠覆，宗庙为墟。呜呼！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不其然与！

　　《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玄》曰：”乱不极则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时也。古人有言，曰：”天时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言为国之恃险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险“，言守险之由人也。吴之兴也，参而由焉，《孙卿》所谓合其参者也。及其亡也，恃险而已，又《孙卿》所谓舍其参者也。

　　夫四州之萌非无众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险易守也，劲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业易循也，功不兴而祸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达经国之长规，审存亡之至数，谦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宽冲以诱俊乂之谋，慈和以给士矣之爱。是以其安也，则黎元与之同庆；及其危也，则兆庶与之共患。安与众同庆，则其危不可得也；危与下共患，则其难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麦秀》无悲殷之思，《黍离》无愍周之感矣。

鸱鴸见城邑，其国有放士。
念彼怀王世，当时数来止。
青丘有奇鸟，自言独见尔；
本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

二妃游江滨，逍遥从风翔。
交甫解环佩，婉娈有芬芳。
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
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
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
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
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

　　遇字季直，性质讷而好学。兴平中，关中扰乱，与兄季中依将军段煨。采稆负贩，而常挟持经书，投间习读。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纲小设，郡举孝廉，稍迁黄门侍郎。是时，汉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讲，为天子所爱信。至二十二年，许中百官矫制，遇虽不与谋，犹被录诣邺，转为冗散。常从太祖西征，道由孟津，过弘农王冢。太祖疑欲谒，顾问左右，左右莫对，遇乃越第进曰：“春秋之义，国君即位未逾年而卒，未成为君。弘农王即阼既浅，又为暴臣所制，降在藩国，不应谒。”太祖乃过。黄初中，出为郡守。明帝时，入为侍中、大司农。数年，病亡。初，遇善治老子，为老子作训注。又善左氏传，更为作朱墨别异。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从学者云：“苦渴无日。”遇言“当以三馀”。或问三馀之意，遇言“冬者岁之馀，夜者日之馀，阴雨者时之馀也”。由是诸生少从遇学，无传其朱墨者。世语曰：遇子绥，位至秘书监，亦有才学。齐王冏功臣董艾，即绥之子也。魏略以遇及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为儒宗，其序曰：“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馀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沈陨，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贾洪字叔业，京兆新丰人也。好学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传。建安初，仕郡，举计掾，应州辟。时州中自参军事以下百馀人，唯洪与冯翊严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