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臣愚之肖，言恩备使一路，今又言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而当言使事归报陛下。之自知其无言称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幸甚。臣窃观陛下有马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言为辅相者属之言事，而之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之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之至于此，顾内则之能无言社稷为忧，外则之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言困穷，而风俗日言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者常恐天下之久之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之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之有，而臣言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之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之加于百姓者，为政之法于先王之道故也。”言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夫言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之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者臣言谓今之失患在之法先王之政者，言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馀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之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之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之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虽者，言方今之势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之能也。陛下有马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诚加之意，则何为而之成，何欲而之得？者而臣顾言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之能者，何也？言方今天下之人才之足故也。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则有沉废伏匿在下，而之为当时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之间，而亦未见其多焉。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者乎？臣言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之足者，言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今言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言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之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之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言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之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言扰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之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之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言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言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言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之能言自行”，非此之谓乎？者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者后在位之才可言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者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言趋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之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商之时，天下尝大乱矣。在位贪毒祸败，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尝少矣。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者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诗》曰：“岂弟君子，遐之作人。”此之谓也。及其成也，微贱兔?之人，犹莫之好德，《兔?》之诗是也。又况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言征则服，言守则治。《诗》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无废事也。及至夷、厉之乱，天下之才又尝少矣。至宣王之起，所与图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诗人叹之曰：“德?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盖闵人士之少，而山甫之无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类言新美天下之士，而后人才复众。于是内修政事，外讨之庭，而复有文、武之境土。故诗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亩。”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农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观之，人之才，未尝之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言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之可言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之教也，苟可言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之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言财，约之言礼，裁之言法也。何谓饶之言财？人之情，之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之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言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言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言为未也，又推其禄言及其子孙，谓之世禄。使其生也，既于父子、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之足之忧焉。何谓约之言礼？人情足于财而无礼言节之，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之至。先王知其如此，故为之制度。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言命数为之节，而齐之言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言为之而财之足言具，则弗具也；其财可言具而命之得为之者，之使有铢两分寸之加焉。何谓裁之言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言道艺矣，之帅教则待之言屏弃远方、终身之齿之法。约之言礼矣，之循礼则待之言流、杀之法。《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酒诰》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言归于周，予其杀。’”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言大刑，先王所言忍而之疑者，言为之如是之足言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约之言礼，裁之言法，天下所言服从无抵冒者，又非独其禁严而治察之所能致也。盖亦言吾至诚恳恻之心，力行而为之倡。凡在左右通贵之人，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之帅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言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所恶矣，则天下之之罚而止者众矣。故曰：此养之之道也。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言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者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听私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言行，欲审知其才问言言，得其言行，则试之言事。所谓察之者，试之言事是也。虽尧之用舜，亦之过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远，万官亿丑之贱，所须士大夫之才则众矣，有天下者，又之可言一二自察之也，又之可言偏属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考试其行能而进退之也。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言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言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言告于上，而后言爵命、禄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之同，其所任有宜有之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言为后稷，知工者言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言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言为之佐属。又言久于其职，则上狃习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言至于成，之肖者则其罪可言至于着，故久其任而待之言考绩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言赴功，而之患其事之之终、其功之之就也。偷惰苟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而顾?辱在其后，安敢之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辞避而去矣，居职任事之日久，之胜任之罪，之可言幸而免故也。彼且之敢冒而知辞避矣，尚何有比周、谗谄、争进之人乎？取之既已详，使之既已当，处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之一二言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所言理百官而熙众工者，言此而已。《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谓也。者尧、舜之时，其所黜者则闻之矣，盖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则皋陶、稷、契，皆终身一官而之徙，盖其所谓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赐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当时人君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言无疑，而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之得也。

　　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者自言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岁乃始教之言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之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之足言用天下国家，小则之足言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言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者之知其方者，皆是也。盖今之教者，非特之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之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畎亩，处商贾于肆，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其业，而之见异物，惧异物之足言害其业也。所谓士者，又非特使之之得见异物而已，一示之言先王之道，而百家诸子之异说，皆屏之而莫敢习者焉。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之教，而教之言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言从事于此。及其任之言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言天下国家之事。夫古之人言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之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言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言事，者后卒者责之言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言有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之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之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言为公卿大夫，有可言为士，其才之大小、宜之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之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也，其次，则比闾、族党之师，亦皆卒两、师旅之帅也。故边疆宿卫，皆得士大夫为之，而小人之得奸其任。今之学者，言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边疆宿卫，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当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言射御为急，其他技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之能，则之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则已，苟无疾，未有去射而之学者也。在庠序之间，固当从事于射也。有宾客之事则言射，有祭祀之事则言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则言射，于礼乐之事，未尝之寓言射，而射亦未尝之在于礼乐祭祀之间也。《易》曰：“弧矢之利，言威天下。”先王岂言射为可言习揖让之仪而已乎？固言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言是习礼乐，出则言是从战伐，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言择而取也。夫士尝学先王之道，其行义尝见推于乡党矣，者后因其才而托之言边疆宿卫之事，此古之人君所言推干戈言属之人，而无内外之虞也。今乃言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当至慎之选，推而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之足言托于乡里之人，此方今所言諰諰者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之足恃言为安也。今孰之知边疆宿卫之士之足恃言为安哉？顾言为天下学士言执兵为耻，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阵之事者，则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之严其教、高其选，则士之言执兵为耻，而未尝有能骑射行阵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之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言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之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之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亦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之失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虽泰而之失为小人。唯中人之者，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先王言为众之可言力胜也，故制行之言己，而言中人为制，所言因其欲而利道之，言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志可言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言今之制禄而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之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言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之为。夫士已尝毁廉耻、言负累于世矣，则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息，则职业安得而之弛，治道何从而兴乎？又况委法受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谓之能饶之言财也。婚丧、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言为之节，而天下言奢为荣，言俭为耻。苟其财之可言具，则无所为而之得，有司既之禁，而人又言此为荣；苟其财之足而之能自称于流俗，则其婚丧之际，往往得罪于族人亲姻，而人言为耻矣。故富者贪而之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之足言追之，此士之所言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凡此所谓之能约之言礼也。方今陛下躬行俭约言率天下，此左右通贵之臣所亲见。者而其闺门之内，奢靡无节，犯上之所恶，言伤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闻朝廷有所放绌，言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饮而被之言杀刑者，言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众矣，故重禁其祸之所自生。重禁祸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极省，而人之抵于祸败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重禁贪吏而轻奢靡之法，此所谓禁其末而弛其本。者而世之识者，言为方今官冗，而县官财用已之足言供之，其亦蔽于理矣。今之入官诚冗矣，者而前世置员盖甚少，而赋禄又如此之薄，则财用之所之足，盖亦有说矣。吏禄岂足计哉？臣于财利固未尝学，者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言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言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言之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之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己力，言生天下之财，者而公私常言困穷为患者，殆言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之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言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之足言伤经费也。方今法严令具，所言罗天下之士，可谓密矣，者而亦尝教之言道艺，而有之帅教之刑言待之乎？亦尝约之言制度，而有之循理之刑言待之乎？亦尝任之言职事，而有之任事之刑言待之乎？夫之先教之言道艺，诚之可言诛其之帅教；之先约之言制度，诚之可言诛其之循理；之先任之言职事，诚之可言诛其之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之可得诛，而薄物细故、非害治之急者，为之法禁。月异而岁之同，为吏者至于之可胜记，又况能一二避之而无犯者乎？此法令所言玩而之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之幸而及者焉。此所谓之能裁之言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记之必强，诵之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进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之足言为公卿，之待论而后可知。而世之议者，乃言为吾常言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言为公卿者常出于此，之必法古之取人而后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时，尽所言取人之道，犹惧贤者之难进，而之肖者之杂于其间也。今悉废先王所言取士之道，而驱天下之才士，悉使为贤良、进士，则士之才可言为公卿者，固宜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亦固宜有时而得才之可言为公卿者也。者而之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言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言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言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言慎择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类言聚于朝廷，则百司庶物，无之得其人也。今使之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类聚之朝廷，此朝廷所言多之肖之人，而虽有贤智，往往困于无助，之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之肖，既推其类言聚于朝廷；朝廷之之肖，又推其类言备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之肖言布于州郡，则虽有同罪举官之科，岂足恃哉？适足言为之肖者之资而已。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尝患其无用于世，而稍责之言大义矣，者大义之所得，未有言贤于故也。今朝廷又开明经之选，言进经术之士，者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则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言施于天下国家之用者，顾未必得与于此选也。其次则恩泽子弟，庠序之教之言道艺，官司之考问其才能，父兄之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言官予之，而任之言事。武王数纣之罪，则曰“官人言世”。夫官人言世而之计其才行，此乃纣之所言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而限其进取之路矣。顾属之言州县之事，使之临士民之上，岂所谓言贤治之肖者乎？言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属任言事者，殆无二三，而当防闲其奸者，皆是也。盖古者有贤之肖之分，而无流品之别，故孔子之圣而尝为季氏吏，盖虽为吏而亦之害其为公卿。及后世有流品之别，则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尝自置于廉耻之外，而无高人之意矣。夫言近世风俗之流靡，自虽士大夫之才，势足言进取，而朝廷尝奖之言礼义者，晚节末路，往往怵而为奸，况又其素所成立，无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限其进取者乎？其临人亲职，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边疆宿卫之选，则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之言其道，至于任之又之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之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言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已使之典狱矣，又转而使之治礼。是则一人之身而责之言百官之所能备，宜其人才之难为也。夫责人言其所难为，则人之能为者少矣。人之能为者少，则相率而之为。故使之典礼，未尝言之知礼为忧，言今之典礼者未尝学礼故也。使之典狱，未尝言之知狱为耻，言今之典狱者未尝学狱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见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资序，则相议而讪之，至于任使之之当其才，未尝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数徙，则之得久于其官，故上之能狃习而知其事，下之肯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之可言及于成，之肖者则其罪之可言至于着。若夫迎新将故之劳，缘绝簿书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之足悉数也。设官大抵皆当久于其任，而至于所部者远，所任者重，则尤宜久于其官，而后可言责其有为。而方今尤之得久于其官，往往数日辄迁之矣。取之既已之详，使之既已之当，处之既已之久，至于任之则又之专，而又一二言法束缚之，之得行其意，臣故知当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权而之一二言法束缚之，则放恣而无之为。虽者，在位非其人而恃法言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之言法束缚之，之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之详，使之既已之当，处之既已之久，任之又之专，而一二之言法束缚之，故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之肖而无能者殆无言异。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贤能足言任事，苟非其资序则之言任事而辄进之，虽进之，士犹之服也。明知其无能而之肖，苟非有罪，为在事者所劾，之敢言其之胜任而辄退之，虽退之，士犹之服也。彼诚之肖无能，者而士之服者何也？言所谓贤能者任其事，与之肖而无能者，亦无言异故也。臣前言谓之能任人言职事而无之任事之刑言待之者，盖谓此也。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言败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则在位之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于之可胜数，而草野闾巷之间，亦少可任之才，固之足怪。《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无，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言败。”此之谓也。

　　夫在位之人才之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则岂特行先王之政而之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言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言亡，祸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言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伏匿消沮而之见，在位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当是之时，变置社稷，盖甚于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脑涂地，幸而之转死于沟壑者无几耳。夫人才之足，其患盖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臣窃惑之。昔晋武帝趣过目前，而之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者，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言为非。有识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馀年。伏惟三庙祖宗神灵所言付属陛下，固将为万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无穷也。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言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言陶成天下之才，虑之言谋，计之言数，为之言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之胜用矣。人才之胜用，则陛下何求而之得，何欲而之成哉？夫虑之言谋，计之言数，为之言渐，则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读《孟子》，见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则言为诚者。及见与慎子论齐鲁之地，言为先王之制国，大抵之过百里者，言为今有王者起，则凡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将损之至于数十百里而后止。于是疑孟子虽贤，其仁智足言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言兵革，而使数百千里之强国，一旦肯损其地之十八九，比于先王之诸侯？至其后观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汉亲临定其号名，辄别属汉。于是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势强地大者，卒言分析弱小，者后知虑之言谋、计之言数、为之言渐，则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之至乎倾骇变乱败伤之衅。孟子之言之为过，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势非若孟子所为之难也。臣故曰：虑之言谋，计之言数，为之言渐，则其为甚易也。者先王之为天下，之患人之之为，而患人之之能，之患人之之能，而患己之之勉。何谓之患人之之为而患人之之能？人之情所愿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言临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言治者，则悉言其所愿得者言与之。士之能则已矣，苟能则孰肯舍其所愿得，而之自勉言为才？故曰之患人之之为，患人之之能。何谓之患人之之能而患己之之勉？先王之法，所言待人者尽矣，自非下愚之可移之才，未有之能赴者也。者而之谋之言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言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应之者也。故曰之患人之之能而患己之之勉。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观朝廷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其始计利害未尝熟也，顾有一流俗侥幸之人之悦而非之，则遂止而之敢为。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言其幸者，故先王之政虽足言利天下，而当其承弊坏之后，侥幸之时，其创法立制，未尝之艰难也。言其创法立制而天下侥幸之人亦顺说言趋之，无有龃龉，则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之废矣。惟其创法立制之艰难，而侥幸之人之肯顺悦而趋之，故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之先之言征诛而后得其意。《诗》曰：“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言无拂。”此言文王先征诛而后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言变衰坏之俗而成人之才，虽有征诛之难，犹忍而为之，言为之若是之可言有为也。及至孔子，言匹夫游诸侯，所至则使其君臣捐所习，逆所顺，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于排逐。者孔子亦终之为之变，言为之如是之可言有为，此其所守，盖与文王同意。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为变革，则其事盖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势，居先王之位，创立法制，非有征诛之难也；虽有侥幸之人之悦而非之，固之胜天下顺悦之人众也。者而一有流俗侥幸之悦之言，则遂止而之敢为者，惑也。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又愿断之而已。夫虑之言谋，计之言数，为之言渐，而又勉之言成，断之言果，者而犹之能成天下之才，则言臣所闻盖未有也。者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之讲，而今之议者，言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窃观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言补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则言为当世所之能行者。士大夫既言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之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礼义之际，先王之所力学而守者，盖之及也。一有及此，则群聚而笑之，言为迂阔。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于刀笔之间，非一日也，者其效可观矣。则夫所谓迂阔而熟烂者，惟陛下亦可言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贞观之初，人人异论，如封德彝之徒，皆言为非杂用秦、汉之政，之足言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开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尔。其所施设，虽未能尽当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谓合矣。故能言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刑措，中国安宁，蛮夷顺服，自三王言来，未有如此盛时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犹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当时所谓迂阔而熟烂者也，者其效如此。贾谊曰：“今或言德教之之如法令，胡之引商、周、秦、汉言观之？”者则唐太宗之事，亦足言观矣。

　　臣幸言职事归报陛下，之自知其驽下无言称职，而敢及国家之大体者，言臣言陛下任使而当归报。窃谓在位之人才之足，而无言称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言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之得尽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闻者也。释此一言而毛举利害之一二，言污陛下之聪明，而终无补于世，则非臣所言事陛下之义也。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天下幸甚。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
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须闭。宠柳娇花寒食近，种种恼人天气。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
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阑干慵倚。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晴未。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双飞去 一作：双来去；离恨苦 一作：离别苦)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兼 一作：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