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昌黎文集第四卷·送许郢州序

　　愈尝以书自通于于公，累数百言。其大要言：先达之士，得人而托之，则道德彰而名问流，后进之士，得人而托之，则事业显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虽恒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为不可，复书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与卑鄙庸陋相应答如影响，是非忠乎君而乐乎善，以国家之务为己任者乎？愈虽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谓之知己，恒矜而诵之。情已至而事不从，小人之所不为也，故于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为于公赠。

　　凡天下之事成于自同而败于自异。为刺史者恒私于其民，不以实应乎府，为观察使者恒急于其赋，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观察使不得其政，财已竭而敛不休，人已穷而赋愈急，其不去为盗也亦幸矣。诚使刺史不私于其民，观察使不急于其赋，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独厚，观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敛不可以独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县之于州，犹州之于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临乎下，同则成，异则败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贤，其谁能信之？

　　愈于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赠行，不以颂而以规。